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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檢索:

民主話語權:意識形態之爭的新戰場


□ 張國軍

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摘 要:

意識形態終結論是解讀冷戰后世界格局的一種重要理論,此意識形態概念是傳統的貶義定義,其確實隨著全球階級斗爭暫時緩和而不復存在。但意識形態本身沒有被終結,只是關注對象從階級斗爭轉變為民主。殊死階級斗爭暫且成為歷史,故而有必要糾正意識形態的貶義定義,否則無疑會激化不同政治觀念之間的矛盾,人為制造沖突。概念多元化是民主演進的顯著趨勢,不同民主概念之間的爭論也愈演愈烈,民主已然成為意識形態之爭的新戰場,我們要敢于同西式民主搶奪民主話語權,在尊重本國發展邏輯的基礎上推進民主化。

  【摘要】意識形態終結論是解讀冷戰后世界格局的一種重要理論,此意識形態概念是傳統的貶義定義,其確實隨著全球階級斗爭暫時緩和而不復存在。但意識形態本身沒有被終結,只是關注對象從階級斗爭轉變為民主。殊死階級斗爭暫且成為歷史,故而有必要糾正意識形態的貶義定義,否則無疑會激化不同政治觀念之間的矛盾,人為制造沖突。概念多元化是民主演進的顯著趨勢,不同民主概念之間的爭論也愈演愈烈,民主已然成為意識形態之爭的新戰場,我們要敢于同西式民主搶奪民主話語權,在尊重本國發展邏輯的基礎上推進民主化。

  【關鍵詞】 民主;話語權;意識形態;多元化

  【中圖分類號】 D60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1-4527(2012)06-0122-06

  【作者簡介】 張國軍(1982 ),男,山東濱州人,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當代西方政治理論研究。

  一、意識形態的終結與民主的多元化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2009年11月9日的柏林墻倒塌二十周年紀念日上發表聲明指出,“柏林墻的倒塌改變了歷史的軌跡,象征著普通人追求自由過程中取得的勝利。”①柏林墻倒塌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結束的標志,同時又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其所隱喻的蘇東劇變終結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同時也使東西方世界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之爭暫時偃旗息鼓。姑且不論蘇東劇變原因究竟何在,它恰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同步,并將其推向高潮。

  蘇東劇變使西方世界沉浸于自由民主勝利的狂歡,在民主化浪潮不斷高漲的背景下,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終結論”。他在《國家利益》雜志1 989年夏季刊上發表題為《歷史的終結?》的論文,三年后在前文基礎上出版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福山認為,在蘇東劇變之后,人類歷史進步的共產主義方向已經進入死胡同,剩下的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并且,自由民主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它就是“歷史的終結”,從此之后,“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可能不再進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問題都已經得到了解決。”②這一文一書因其合乎時宜而成為當時引起最大轟動的著作,歷史終結論也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論題。

  歷史終結論提出不久,塞繆爾·亨廷頓提出另一個引起極大關注和爭議的論題——“文明沖突論”。亨廷頓認為,冷戰結束之后,主導世界格局并引發沖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認同,“文化和文化認同(它在最廣泛的層面上是文明認同)形成了冷戰后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沖突模式。”③盡管亨廷頓關注的是冷戰之后世界各大文明對世界秩序的影響,但在意識形態之爭問題上,文明沖突論的觀點顯然與意識形態終結論是完全一致的,即冷戰的結束不僅僅意味著兩個超級大國所領導的兩大集團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競爭的結束,更意味著意識形態沖突的終結。在意識形態不再構成世界爭端的根源角度來看,文明沖突論與歷史終結論是一致的,區別僅在于前者比后者少了些盲目樂觀,而更具憂患意識。

  意識形態的終結,不僅是兩位政治學巨擘的共同觀點,而是影響到整個西方學界。在終結論者們看來,隨著冷戰結束,社會主義走入低潮,西方自由民主已經取得了徹底的勝利,不會再有任何可以對自由民主構成威脅的普遍性意識形態。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民主成為人類進步的共同方向,并且是唯一方向,民主也成為世界各國宣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依據。自產生兩千余年以來,民主從來沒有獲得如此普遍的、強烈的承認。與民主在意識形態上的勝利相伴的是其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如今,即使在傳統上被認為與民主格格不入的伊斯蘭文明也正在接納民主,甚至正在踐行民主。據亨廷頓觀察,經過第三波民主化,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在1990年已達58個,占全部國家總數的45%。④而到2005年,被“自由之家”確認的選舉民主國家數目達到122個。

  民主似乎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全球趨勢,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不倒旗幟,但是,資社之爭暫告段落,意識形態就隨之終結了嗎?并且,現在大肆擴張的民主,正如這些學者或機構發布的資料所揭示的,是以有無競爭性選舉為標準進行度量的,這種度量方法是恰當的嗎?民主僅僅就意味著選舉嗎?

  在政治學領域中,民主可以說是最令人難以確切把握的概念了。“民主”這一概念源于古希臘語“demos”,早在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著作《歷史》中就已出現。但此后至今2500年來,人們對于何謂民主這一問題的認識遠遠沒有達成共識。民主,在字面意思來看即由民做主,但“民”和“主”這兩個字本身卻所指不明,“民”包括那些人?“主”如何實現,限度在哪里?正如茅于軾先生所疑惑的:“什么是民主?我覺得中國把democracy翻成‘民主’,有很大的毛病。從字面上看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那么,誰是人民呢?你也是人民,我也是人民,假定我承認你也是人民,那么聽你的還是聽我的?你要當家作主,我也要當家作主。”⑥將各自歧義百出的“民”和“主”二字組合成民主一詞,可以想見,民主的定義該當如何復雜。

  無論在社會政治實踐中,還是在學術理論研究中,都有各種各樣的“民主”存在著,民主概念的多元化,可顯見于政治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所概括出的諸多民主的類型或模式,如約瑟夫·熊彼特區分的古典民主和精英統治的選舉式民主,羅伯特·達爾所概括的麥迪遜式民主、平民主義民主和多元民主,利普哈特區分的威斯敏斯特民主模式與共識民主模式,喬·薩托利所區分的選舉式民主、參與式民主、公民表決式民主以及競爭理論,以及查爾斯·蒂利區分的憲法的、實質的、程序的和過程取向的四種對民主的定義方式等等。此外,還有民主被實踐于不同領域或場合而產生的各種類型的民主,如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工廠民主、社區民主,國際政治民主等等。

  凡此種種民主,構成了龐大的民主概念體系,民主的這種復雜性和多元性歷來被民主研究者所感嘆。各種民主概念之間不僅相互區別,甚至存在著深刻的對立,并且這種對立在某種程度上絲毫不亞于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可能諸多民主概念之間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使用著民主這一詞匯。

  僅就兩種最基本的民主類型——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來看,二者之間的對立遠非直接和間接兩個詞匯的差別這么簡單。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看似只是民主的兩種不同的實現形式,其實遠不止于此,它們的區別直接關系到各自所理解的民主的起源、界定、評判標準、主導價值、運行環境以及公民身份、公民意識和人的生存狀態等諸多問題,就如間接民主論者劉軍寧所說,“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不是一個事物的兩個分支”,它們“常常被當作是近義詞,事實上,它們之間更像是反義詞”。⑦如果讓直接民主論者評價二者的區別的話,想必它們也會被視為反義詞,正如盧梭對英國盛行的代議制民主的嘲諷,“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后,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

  二、意識形態概念:從貶義到中性

  在傳統的理解中,意識形態是一個具有貶義的詞匯,這來自于現代社會中相互斗爭著的兩大政治哲學對“意識形態”概念的理解。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或意識形態卻是為其統治而進行自我辯護的“從天上降到地上”的唯心主義的虛構。這種虛構就像照相機所成的倒影,它其實也是對客觀現實的反映,但卻是基于統治階級的利益對客觀現實的歪曲反映:“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關系就像在照像機中一樣是倒立呈像的,那么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⑨

  意識形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也被視為意識形態理論的奠基人,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馬克思和他的后繼者曾付出巨大努力而使之廣泛流傳的術語,現在被用作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武器。”個中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進行的意識形態批判,后來反被西方自由民主主義拿來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在意識形態的界定上,西方自由民主主義正如馬克思主義一樣,也沒有將意識形態視為法國學者特拉西首先提出意識形態概念時所理解的那種“理念的科學”,而是堅持貶義的定義。并且,在與馬克思主義的長期對立中,西方自由民主主義將它與這種貶義的意識形態概念緊密聯系起來。

  卡爾·曼海姆對意識形態的特殊和總體兩種含義進行了區分:特殊含義的意識形態指的是我們懷疑我們的論敵所提出的觀點和陳述,“那些觀點和陳述被看作是對某一狀況真實性的有意無意的偽裝,而真正認識到其真實性并不符合論敵的利益。這些歪曲包括:從有意識的謊言到半意識和無意識的偽裝,從處心積慮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騙。”與之相比,總體概念范圍更廣,指的是“某個時代或某個具體的歷史一社會集團(例如階級)的意識形態”,尤其關注“這一時代或這一集團的整體思維結構和組成”。從曼海姆的界定來看,其與馬克思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他們都將意識形態視為對客觀實現情況的歪曲或包裝。

  但是,曼海姆認為,在馬克思主義之前,只存在一種意識形態,即意識形態的特殊含義,“正是馬克思主義首先融合了意識形態的特殊概念和總體概念。正是這一理論在思想上首先給予階級地位和階級利益的作用以應有的強調。”在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看來,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歷史的發展作出了從過去到現在、再從現在到未來的一個完全封閉自洽的解釋,許諾了一個遠大的烏托邦理想,并為此號召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充當資產階級的埋葬者,這樣一種要實踐于現實社會的理論體系必然會導致極權主義。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反極權主義者卡爾·波普爾對其中的邏輯鏈條闡述得很明確,這種歷史觀被他稱為“歷史決定論”:歷史決定論預言并積極促進以達到理想烏托邦為最終目的的發展;與烏托邦主義結盟;它們都是整體主義的;二者都不滿足于“漸進修補”和“摸索前進”,而希望采取更激烈的方法;為了完成這種全面的社會改造工程,對社會各個方面的控制必須是全面的。

  具有古典共和主義傾向的漢娜·阿倫特對自由主義持批判態度,但她對共產主義的批判同樣強烈。然而,阿倫特批判共產主義并非基于某種偏見,而與她對意識形態的研究密切相關,她認為,“雖然種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二十世紀變成了主要的意識形態,但是它們在原則上并不比其他各種意識形態‘更極權主義’……一切意識形態都包含了極權主義成分,但是這些成分只有在極權主義運動中才充分發展……一切意識形態的真實本性只有在它們扮演極權統治工具的角色時才暴露出來。”也就是說,在阿倫特看來,意識形態本身是導致極權主義的根源,而不論何種意識形態。

  由此看來,無論是基于何種立場或思維方式,傳統上的意識形態都是一個貶義色彩極濃厚的概念,不同的政治哲學往往都將其對立方貶斥為虛假的意識形態,進行徹底批判。這種狀況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在近代以來的理性社會中,政治哲學對人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以及人類社會及其未來的構造具有根本性影響,一切近現代革命也都是由各種理論學說催生的。意識形態批判的徹底性正是反映了不同階級或階層之間對立和斗爭的殘酷性,或者可以說,意識形態批判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在政治哲學領域中的繼續。

  意識形態指引下的階級斗爭之慘烈性和嚴酷性,使得冷戰時期東西方兩大陣營都嚴陣以待,不遺余力相互攻擊,這使得意識形態的斗爭已經遠遠超出思想觀念的碰撞和爭辯,而是事關政治、經濟和軍事,是關于人類未來的兩條道路的殊死爭奪。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意識形態被普遍地認定為一個貶義詞也就可以理解了。也正是在這種貶義的意識形態作用下,政治權力競爭空前激烈,甚至突破了一個社會所能忍受的程度。因此,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根本難以在同一個社會中共存,正如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抱持警惕,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中也不存在真正的革命性的馬克思主義。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朱學勤有一段頗為出名的調侃,“上代批判者多有革命氣質,恩格斯還直接參加過巷戰,到法蘭克福一代,批判再激烈,也只是在書齋里撒豆成兵,關起門來指點江山,自我稱雄。……前者是配以工人運動的鐵錘,猛擊資本結構的頭蓋骨,而后者只不過是拿起知識分析的繡花針,戳戳資本結構的下腹部。……脂肪太厚,批判苦短,那樣的針刺,與其說是批判,又何如說是在文化脂肪上搔癢,甚至干脆說是在文化脂肪上跳舞,與資本結構遠距離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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