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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檢索:

全面從嚴治黨需要把握的十大辯證關系


□ 毛躍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

摘 要:

“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新飛躍,是新的發展階段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根本指南。新時期在“四個全面”指引下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必須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基本規律出發,以科學的辯證的邏輯思維來探究和把握從嚴管黨、從嚴治黨的關鍵環節,做到“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

  

  提要:“四個全面”戰略思想袁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新飛躍袁是新的發展階段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根本指南遙新時期在野四個全面冶指引下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必須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基本規律出發袁以科學的辯證的邏輯思維來探究和把握從嚴管黨堯從嚴治黨的關鍵環節袁做到野兩點論冶與野重點論冶的統一。

  關鍵詞: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十大辯證關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 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思想。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是新的發展階段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根本指南。“四個全面”戰略思想,閃耀著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光輝,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

  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是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重大問題。全面從嚴治黨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的組織保障,在“四個全面”中起到一個“托底”的作用,黨的建設出了問題,改革、發展和法治建設都無從談起。全面從嚴治黨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個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戰略思想和戰略布局,要把它落到實處,必須要以問題和矛盾為導向,以辯證的邏輯思維來探究從嚴治黨在觀念和方法上的缺憾和問題,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準解決矛盾的著力點。

  第一,制度與說教相互結合———制度優先思想建黨,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的特色與優勢。我們黨向來重視對黨員干部進行思想教育,在建黨之初即提出了思想建黨的任務,可以說,沒有思想建黨,我們黨就不可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這是不容置疑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理論灌輸的重要性,但問題是,由于將理論灌輸的方式方法簡單化、教條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黨內不自覺地滋長出了片面以說教代替一切的不正常現象,把說教當成了萬能的鑰匙,以為任何問題都是可以通過說教來解決的,以致一碰到問題首先是說教一番,只說不練,不重視制度的建設,使思想教育變得越來越空泛,陷入困境。其實,黨的老一輩領導人也早已覺察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給了我們提醒。鄧小平曾說過:“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嚴重。”淤在黨內制度不斷完善的當下,關鍵是如何將制度落實好。 總書記指出:“從嚴治黨靠教育,也要靠制度,二者一剛一柔,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思想教育要結合落實制度來進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對空。”淤他還說:“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全方位扎緊制度籠子,更多用制度治黨、管權、治吏。”于總書記用“更多用制度”的表述,體現了一種“法治思維”,表明在當今“全面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全面從嚴治黨”也要有“法治思維”,把用制度治黨、管權、治吏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從目前的嚴峻形勢來看,制度建設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具有更加迫切性。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正向著“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的戰略目標加速推進,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依據。我們要認識到治理主要靠制度,治理也是一種教育,而且是一種更大的、更有效的教育。

  第二,紀律與法律相互結合———紀律在前現在有一個很普遍很突出的問題是,有不少黨員的公民意識很強,把自己混作一個普通老百姓,卻唯獨忘記了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忘記了還有黨章和黨紀的約束。中央紀委書記王歧山在考察浙江時明確指出,黨章和黨紀是全面從嚴治黨的依據;要把紀律和規矩挺在法律的前面,黨紀嚴于國法,兩者不能混同。他還告誡說,入黨就意味著放棄了部分公民權利。“需要明確的是,在我們國家,法律是對全體公民的要求,黨內法規制度是對全體黨員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嚴格。”盂正是因為你是一名執政黨黨員,所以,當一名黨員的錯誤行為雖然不違法,卻為黨規黨紀所不容,必須要接受黨紀的處罰。當然,把紀律和規矩挺在法律的前面,并不是“以紀代法”,更不是過去所謂“一張黨票抵三年牢”,黨員犯了法照樣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法律面前,黨員和公民是一律平等的,并不因為你是黨員而從輕處罰。“紀律在前”是對黨員更加嚴格的要求,我們黨是先鋒隊,對黨員的要求應該更嚴,有些普通公民可以做的事,黨員就不可以做。比如對黨員、干部就有政治紀律的要求,在思想上政治上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自說自話。“干部在政治上出問題,對黨的危害不亞于腐敗問題,有的甚至比腐敗問題更嚴重。有些事情在政治上是絕對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價,誰都不能拿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當兒戲。”榆“紀律在前”還有一層意義,就是在紀律通過不斷完善的基礎上,可以通過正當的程序適時轉化為國家法律法規,更好地用法律法規來規范權力的運行,實現黨的制度與國家的法律相輔相成,從而更好地促進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實現。

  第三,普通多數與關鍵少數相互結合———少數為要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辦好黨的事情,關鍵在領導。黨要管黨,首先是管好干部;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治吏。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重點。紀律雖然管的是大多數,但必須抓住“關鍵少數”,才能發揮更大作用。 總書記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是我們黨在新形勢下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根本保證。關鍵是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虞黨的老一代革命家也常常告誡全黨,我們國家要出問題主要出在共產黨內,黨內要出問題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古人云,民以吏為師。雖不完全正確,但揭示出了“吏”的示范和帶頭作用。抓住了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對大多數普通黨員也會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我們黨是執政黨,領導干部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黨和政府的形象,各級領導干部手中掌握了大大小小的權力,是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各級領導干部的示范和引領作用,決定著“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的落實,如果干部隊伍素質不高、作風不正,黨的建設是不可能搞好的。不抓好領導干部,黨和政府的形象就會受到傷害,公信力就會受到損害,社會公眾就會陷入“塔西陀陷阱”,黨和政府說什么,群眾就是不相信,從老百姓變成“老不信”,黨的大政方針就無法貫徹落實,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就會動搖黨的執政地位,被歷史所淘汰。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第四,負責與免責相互結合———負責在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領導干部的管理日趨嚴格,特別是黨中央出臺“八項規定”,進一步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各種“規矩”越來越多,再加上隨著依法治國的不斷深入,人們的法治意識不斷增強,黨員干部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受到群眾的監督,以致一些干部產生了“為官不易”的感嘆,更有少數干部產生了“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的錯誤觀念。究其原因,除了黨的宗旨、理想信念淡薄外,一個重要因素是缺少擔當精神,“免責意識”作祟。“免責意識”從積極的一面來講,它反映了人們的一種法治思維,即做任何事情,首先都要看一看是否合法,它可以督促領導干部規范自己的言行,不做違法亂紀的事。但是,如果片面強調“免責意識”,就會產生“為官不為”的消極影響,有的領導干部打著“免責”的旗號,遇事不負責、不擔當,“寧可無功,但求無過”,嚴重影響了黨的形象和黨的事業。敢于擔當,是黨中央確定的好干部五條標準之一,領導干部必須堅持原則、認真負責,面對大是大非敢于亮劍,面對矛盾敢于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于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于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于堅決斗爭。“干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干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當官不想干事,只想攬權不想擔責,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淤浙江省委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當“獅子型干部”,說的就是要培養勇于負責、敢于擔當的領導干部。責任和擔當應該成為各級領導干部的行為要求,我們要為有責任擔當意識的干部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要容許好人犯錯誤,鼓勵干部沖在前頭。我們要對“為官不為”感到羞恥,要讓只顧“免責”不愿“負責”的干部下崗,承擔其應負的責任。

  第五,執行與設計相互結合———執行靠前“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制度的設計至關重要,但有了好的制度卻不執行或執行不力,等于沒有制度。制度可以逐步完善,但執行不可軟弱無力。“牛欄關貓”有制度設計不合理不嚴密的問題,但更有執行力的問題,明知牛欄關不住貓,卻偏偏要把貓關進牛欄。又如作風建設問題,過去幾十個文件管不住一張嘴,甚至細到“四菜一湯”的規定,吃喝風照樣愈演愈烈。如今一個“八項規定”,就基本剎住了這股歪風,為什么?還是執行力的問題。“八項規定”出來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干部帶頭執行,對違反“八項規定”的人和事公開曝光、嚴肅處理,把制度落到了實處。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一項制度或政策是萬能的,世間事物錯綜復雜,干部的執行能力就是體現在對制度和政策的準確把握上,體現在對具體事物發展規律的正確認知上,體現在創造性的執行力上。我們黨對執行制度是有優良傳統的,井岡山時期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延安時期作風建設的一系列規章制度,伴隨著我黨我軍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因此,制度是我們勝利的保障,當“制度一經形成,就要嚴格遵守,堅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執行制度沒有例外,堅決維護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堅決糾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種行為,使制度真正成為黨員、干部聯系和服務群眾的硬約束,使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真正成為黨員、干部的自覺行動”于。如果說,過去我們對制度建設和制度執行力的要求是不平衡的,是有階段性的,或有制度設計不科學不合理的問題,或有制度執行不力的問題,那么在當今制度建設日趨完善的條件下,應該更加重視執行力建設問題。“要狠抓制度執行,扎牢制度籬笆,真正讓鐵規發力、讓禁令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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